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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承受之重工伤农民工走进关注视野贝维

2019-10-16

“8月1日,大雨。这一天,我们探访的5位工伤返乡打工者,除1位不在家没有了解到具体情况外,另外4位的家庭情况都比较差,自身伤残,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雪上加霜,导致家庭离异,家不像家。他们属于真正需要关爱的弱势群体。

……在我们访谈的4位工伤返乡打工者中,没有一个进行了伤残等级鉴定,没有一个申请了劳动仲裁,更不要说法律诉讼。4个人都是私了,有的拿到极少赔偿,有的甚至没有拿到一分赔偿……他们不了解相关政策,也不知道如何寻找帮助他们维权的部门。在工伤事故面前,他们束手无策。”

———摘自一位爱心志愿者手记

工伤———民工难以承受之重

贫穷、病痛和孤寂,这是金堂县竹篙镇年,仅40岁的陈某生活的写照。2003年1月,在省外一家煤矿打工的他遭遇煤矿坍塌,从此成了双腿瘫痪的残疾人。

“当时老板给了我4万元钱就把我赶走了。你不晓得老板有好凶,我动都动不得,哪敢跟他讨价还价,怕惹急了,他一分钱都不给我。”

提起跟老板打官司索赔,他连连摆头,“我哪里有钱坐车住旅馆跟他打官司哟,就算打官司也不一定拿得到钱。”

像陈某这样没有得到足额赔偿的受伤返乡民工并非个别。根据金堂县对全县344名工伤民工的探访结果,获医疗赔偿的仅占1/3,一部分人根本没有接受医疗救治,还有一部分人完全没有得到赔偿。

由于需要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索赔已成为民工不能承受之重。按照现行程序,受伤民工要获得赔偿,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民工都处在弱势地位。

根据相关规定,受伤工人应当持有医院的诊断证明到劳动部门作工伤认定,再到专门机构作伤残等级鉴定,然后才能确认赔偿数额。在此过程中,需要用工单位配合,而雇主和老板通常不愿配合,甚至层层阻挠。一旦如此,就只有通过诉讼解决。由于无力承受诉讼所需的费用、精力,以及情感煎熬,民工往往选择私了,私了的数额,大多是老板说了算。在金堂县重点跟踪的43位工伤民工中,作了工伤认定的只有4人,作了伤残等级鉴定的只有5人,得到赔偿的仅17人。

“不要说受伤民工自己索赔困难,就是政府出面也困难重重。”金堂县一位曾帮助外出受伤民工索赔的人员感慨地说。

受伤民工———期待关注的特殊群体

“我现在这样,哪里照顾得了丈夫和孩子?全家六口人,两个70多岁的老人、两个孩子,就靠他一个人打工每个月800块钱过日子!”坐在自家空荡的土墙房里,金堂县广兴镇37岁的村民韩某一见有人关心自己的情况立马红了眼睛。

为了让工伤返乡打工者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金堂县在亚洲基金会以及国家、省、市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实施了为期半年多的“工伤返乡打工者探访”工程,344名打工受伤返乡农民工受到探访和救助。

“工伤对一个外出打工者而言,无疑是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根据探访者的不完全统计,金堂县工伤返乡打工者中,家庭人均年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仅3户,而在1000元以下的有111户,200元以下的“特困”户36户。

同时,根据探访者观察和判断,1/3多的伤残返乡者精神状态较好,1/3不大好,1/4非常不好。为了不增加家人的压力,不少伤残返乡者将孤独和苦闷埋在心里,无处发泄和诉说。

竹篙镇妇联主席、爱心志愿者成员刘会平联系的是35岁的工伤返乡者彭某。没有获得赔偿的他被送回家,带着10岁的女儿靠姐姐的帮助过日子。

“第一次看到他,双眼呆滞,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你问三句他答得出一句。”刘会平说。“我们和他谈心,并耐心听他倾诉。那天,他的父母很高兴,说已经好久没听到他说那么多话了。”

今年8月3日,刘会平和其他志愿者又去了彭某家,现在他可以洗碗洗菜,生活基本能够自理。见到刘会平,他高兴地拄着拐杖在平地上走了一圈———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他正在重新找回自己的路。

救助体系———亟待扭转目前困局

自2004年以来,为了改变工伤民工的困窘,金堂县积极建立和完善救助机制。构建了工伤返乡者探访志愿者组织,由政府工作人员组成,尽力为受助者提供有效的帮助。

“即便如此,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救助工伤返乡民工。”金堂县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资金有限,以及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受伤返乡民工的问题依然严峻。一位镇干部透露,在金堂,乡镇每月的救济金数额大都不到一百元,就算把这些钱都用在受伤返乡民工身上也是杯水车薪。

不少爱心志愿者也称,在探访中,感到自己正陷入困窘的心理状态:一方面,他们为工伤返乡农民工身处的经济和精神上的困境震动,同时又深感自身实力有限,无法提供更多实质帮助。有志愿者告诉记者:“工伤返乡民工不仅需要物质救济以保证基本生活,还需要一笔用于身体康复的费用;不仅需要有人不断给予精神上的鼓励,还需要学会自食其力,在心理上平等地融入社会。”

人们往往认为,外出打工者的工伤问题应该在出事的地方解决,因而不管是民政部门提供的低保和困难救济、工伤的康复制度,还是残疾人在就业、工商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农民工输出地并没有更多将他们考虑在内。但事实上,大多数外出打工者在遭遇工伤后返乡,他们因此成为家乡最需要救助的群体。

基于这样的现实,有分析认为,救助工伤返乡民工需要政府从更高层面上决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一位副研究员表示,由于输入地(工作地)是伤害发生的源头,应当承担救治和补偿的主要责任,因此,目前国家相关制度、政府管理以及社会支持,仍然主要集中在工作地。虽然新的工伤保险制度规定,在保险费或补偿费的发放上可以采取一次性领取方式,但政府相关部门仍应在制度设计中考虑输出地与输入地责任和利益调整的问题。

由于打工者受伤后大都返回家乡,工伤对他们的影响也随之波及到其家乡。他们返乡后的康复、生活和对家庭、社区的影响,不仅应成为农民工安全健康研究的重要课题,也应当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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